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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地震到新冠疫情,“专业公益”未来何往?

南都观察 南都观察家 2022-05-05


发生汶川地震的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民间公益元年。突如其来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伤亡,社会结构的毁坏,使社会对公益服务的需求凸显出来,让公益组织有了生长的空间。对关注生命和生命福利的整个行业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开始。

12年过去了,在中国传统中,这意味着一个生肖的轮回。如果用拟人的手法来比喻,现代公益这个新生的婴儿,已经从牙牙学语,成长为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行动能力,快速成长,却仍然有着种种不成熟之处,还在一直努力学习改进的少年。

然而就在2020年,又一场巨大的灾害席卷了整个社会,这一次,是传染病。

2008年,对于紧急公共事件,大部分的公益工作还停留在捐款捐物和与之相关的调配活动。如何救灾,如何重建,如何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做专业的工作,这一切还都在摸索之中。

2020年新冠疫情中,公益组织开始运用自己累积的经验,发挥专业的技能,对特定的群体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

例如,永真基金会依托他们在儿童服务方面的经验,发起对医护子女的关爱行动,给湖北封城之下物资短缺的医护人员子女协调送奶粉、尿不湿、玩具,在线上陪伴他们的孩子,辅导学习(我们给一线医护的子女送奶粉、纸尿裤|CNC/COVID19 专题 13);关注心智障碍者的“融合中国”基于过去五年积累的资源网络,启动“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组织特殊家庭的家长互助,在障碍儿童的护理,康复,情绪安慰方面提供支持(在疫情中去世的少年,和他背后的救助网络|CNC-COVID19 专题 21);从关注生物多样性到关注支持生物多样性的蜜蜂授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在疫情中帮助蜂农在地区封锁中进行转场,支持他们渡过难关(“我的蜜蜂都死完了”|疫情下的蜂农转场困境)

▲ 图为融合中国为心智残障者组织的“快乐活动营”活动。© 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


同时,基于实际行动,业界也在不断反思。针对疫情期间引起争议的寿光蔬菜捐赠事件,跳出地方政府合作的框架,考虑通过民间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捐赠创新的可能性(“寿光蔬菜在武汉”:本可成为慈善捐赠创新案例);通过对疫区一线志愿者的采访,发掘疫情救援中的物资分配问题,探讨民间与政府在物资分配上的合作(疫区志愿者的疑问:为什么民间救助总是不能及时送到一线?);在大量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的情况下,系统性地整理志愿者的功能、价值、服务秩序、和志愿者权利(金锦萍:请认真对待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的权利)

在专业思考方面,南都观察组织了汇集各方行动者和学者的对话论坛。如对“物资支持”的探讨,参与各方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在疫区信息模糊不辨,资源有限、行动范围受阻的前提下,如何识别更紧急的真实需求,使急需的物资顺利地到达有需求的人群手中,达到物资使用的效率最大化。(面对抗疫物资缺口,社会组织如何专业响应?)

以及以“多方协调”为主题的对话。社会力量在疫情中的“参与”,不同于行政机制强制的、统一的集中调配,志愿机制是多元的、灵活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源拥挤和分配低效的情况,同时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中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然而,很多民间组织还是缺乏协调性,比如说物资捐赠中很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所以在某些时候,政府统一调配物资又有其合理性。政府和社会力量各有优势和劣势,双方协调合作,不是把资源汇集到政府,由政府去分配,而是“知会”模式,信息经过统一平台,同时政府还可以组织供需信息的发布,更大限度由公众共享,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疫情防控中,为什么医疗、志愿、行政的协调这么难?|一场和学者、记者的对话)

新冠疫情之外,洪灾是2020年的另一只黑天鹅。公益界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参与救灾,除了传统的物资募集外,也包括险情救援、清淤、灾后防御、减灾小设施的建设、水情监测,群众安置转移(面对洪灾,社会力量做了什么,有哪些挑战?),另一方面也在反思,我们的救灾模式是否有改进的空间?借鉴国外的做法,我们还有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如何调整信息和关注不对称的局面?如何提高救灾工作的专业性?(多捐物资少捐钱?平时不捐灾时捐?关于救灾专业性,我们很多都不懂)

灾难无论多么严重,总有过去的一天,生活总要回归日常。发展到今天,公益界已经认识到,救灾不是常态,为日常生活中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相关的服务,才是可持续的、常态的工作。

因为各种原因,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有待帮助的弱势群体,如50万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事实孤儿(50万事实孤儿的困境:家庭难以抚养,政策还未保障),虽然存在制度,但仍然需要政策供给的视障高考生(成绩超出一本线120分,为什么视障考生依然这么少?),被制度性地挡在医疗救助之外的尘肺患者(尘肺病农民要得到救治有多难?)

▲ 2015年6月7日,视障考生黄莺在银川参加高考,图为黄莺在考场中用盲文试卷作答,她后来被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 BEIJING REVIEW

同样不应该忽略的是,在疫情中,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救助和支援之中,并不断反思,总结。

就像周山川所在的年轻人新发起的公益组织,从信息搜集整理,到物资对接,运输,调配(疫情中的志愿者:关卡重重,援助为什么这么难?);由深圳发起,从一个想法,到调研,到传播,到志愿者实际行动,最后席卷北上广的为环卫工人筹集口罩的口罩行动(深圳高中生的口罩志愿行动,如何席卷北上广等城市)

同2008年的公益人一样,他们刚刚踏入这个领域,很多人一开始只是基于一腔热血和情怀,然而他们在探索:如何去行动,如何去更好地用自己的专业给社会带来改变。周山川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一路有很多团体和我们一起前行,大家慢慢也建起了自己的救助范围。我们组织慢慢锁定在武汉的小医院和湖北地级市医院的物资援助;有些组织则专门处理个人求助信息;还有些志愿者观念有别于我们,他们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进来,比如用数学建模,但这项工作没有政府和大集团的支持难有成效。我们组织里有学医的志愿者,帮忙进行物资审核,也有各种语言专业出身,进行海外物资的翻译。每个人的力量看似有分量,但汇聚越多,目光所及越远,越显我们渺小。”

从这些志愿者身上,很多公益从业者能看到曾经的自己。这些正在行动,思考的青年,也许他们脚步还略有蹒跚,但他们是公益事业的新生力量,也是未来发展的中坚。再过12年,他们会给整个行业绘制出一幅怎样的图画,我们翘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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